今年11月，我受邀在耶鲁大学和创新学者项目的同学做了一场关于“特朗普2.0°时代下ESG投资趋势展望的分享。演讲期间，我虽然尝试尽可能地紧扣会议主题，但还是忍不住面向参会的同学们数了数“家珍”,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在ESG投资领域取得的诸多进展。我国是最早响应和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国家之一，也在大力发挥金融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一直以来，无论是政府与监管方，还是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都对ESG投资的发展持有积极拥抱的态度，并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时代命题进行了有机结合。
对于中国ESG投资的发展而言，2024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记得在2月初，沪深北交易所同时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的征求意见稿，昭示着我国强制性ESG信披时代的到来。虽然时值岁末新春，三大交易所发布的重
磅文件仍在第一时间引发了业内热议。11月6日，三大交易所又起草《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指南》针对市场关注的双重重要性评估分析、四要素披露框架等重点内容给予了必要的细化指导。从《指引》到《指南》,未来将形成以《指引》为强制性和底线要求，《指南》为参考性规范和典型实践推荐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体系。
实际上，国内交易所在ESG信披领域的制度探索可以追湖到2006年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和两年后上交所印发的相关指导意见，当时就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今年出台的ESG披露新规不仅将企业的披露义务从“自愿”提升至(对部分企业)“强制，而且在披露框架和标准细节上更加体现了与国际相关标准的兼容和与中国实践特色的融合。
新规“划时代意义”的另一个面向，还在于它首次明确将“投资者”作为了企业ESG报告的核心读者之一，并引导上市公司从“财务重要性”与影响重要性”的双重视角对ESG议题进行识别、分析和披露。随着交易所ESG信披新规的正式落地，以及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制定和即将发布，中国ESG投资发展的数据可及性、可靠性和可用性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而除了ESG信披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今年我国在ESG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开展的政策创新还有许多：从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顶层设计，到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从出台首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专项法规，到明确生态保护的三大补偿机制……国内ESG投资落地的方向日益明确、路线逐渐清晰。
伴随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快速变化，我国产业可持续转型步伐显著加快，企业ESG实践的背后也有了扎实的经济逻辑支撑和现实的业务发展考量。能源价格、融资成本、财税激励、市场准入等因素驱动下，不少企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和机遇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与心得。当公司ESG绩效与经营业绩、财务表现之间的关联逐渐紧密，将ESG因素纳入投资考量也有了更多的抓手，ESG投资的双重价值也进一步得到验证。
最后，国内社会对于可持续商业理念的认可，也是助推ESG投资发展的重要力量。上世纪七十年代，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的深入，西方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从强调满足基本生存和物质需求，转为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公正平等、环境保护等更高层次追求的“后物质主义”阶段。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一代的企业家愈发认真思考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共生互益关系，而民众的消费偏好和投资取向也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负责任消费品支付溢价、为良心商家声援支持—与其说这是在为企业情怀买单，不如说是在为共同的未来投出“货币选票”。与此同时，ESG投资理念受到了国内市场的广泛欢迎，不仅有银行、基金、保险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的率先引领，许多中小投资者也在积极了解和参与ESG投资。
在政策制度创新、产业发展转型与社会理念演变这三股“东风”的吹拂下，我对中国ESG投资的未来充满信心，也期待与读者们共同迎接全球ESG投资“中国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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