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预测值上调，这是由亚洲经济活动走强推动的，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2024年的增速预测值上调至5%,主要原因是第一季度私人消费反弹以及出口表现更加强劲。受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不利影响，2025年中国GDP增速预计将放
缓至4.5%,并在中期持续放缓，到2029年下降至3.3%。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也上调
至7.0%,这一变化反映了2023年增速上调的影响以及私人消费前景的改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巴西和墨西哥2024年的增速下调，前者反映了洪灾带来的近期影响，后者则是由于需求放缓。但巴西2025年的增速被上调，反映了灾后重建和支持性的结构因素(例如，碳氢化合物生产速度的提升)。对于中东和中亚地区，石油生产情况和地区冲突继续对经济前景造成不利影响。沙特阿拉伯2024年的增速预测值下调了0.9个百分点，主要反映了石油减产期的延长。苏丹的增速预测值大幅下调，因为持续的冲突给经济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速预测值被下调，主要是由于尼日利亚增长
前景被下调0.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活动弱于预期。
贸易复苏。预计2024年至2025年世界贸易增速将恢复至每年3.25%左右(其在2023年几近停滞),并再次与全球GDP增速保持一致。由于制造业仍然低迷，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提速后，预计将有所放缓。尽管跨境贸易限制措施大幅增加，损害了地缘政治距离较远阵营之间的贸易，但我们预计全球贸易占GDP的比率将保持稳定。
全球通胀将继续下行。对于发达经济体，修正后的预测显示，其通胀下行的速度将在2024年和2025年放缓。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预计服务价格通胀将持续更长时间，而大宗商品价格也将走高。然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降温，加上预期的能源价格下跌，应能在2025年底前使总体通胀回归至目标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预计仍将持续高于发达经济体，且通胀的下行速度也较慢。但部分由于能源价格下跌，处于中位水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已经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前景尚不明确
总体而言，与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相同，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保持平衡，但一些短期风险愈发凸显。这些风险包括，因服务业通胀下行缺乏进展而产生的通胀上行风险，以及贸易或地缘政治形势再度紧张所带来的价格压力。由于劳动力在服务业成本中的占比较高，服务业通胀长期持续的风险与工资和价格的设定都相关。更高的名义工资增速(这在某些情况下反映了实际工资的追赶)若与低下的生产率同时出现，则会使企业难以缓和价格上涨，尤其是在利润率已经受到挤压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增加工资和物价通胀的粘性。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推升供应链中进口货物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加短期内通胀上行的风险。如果通胀数据不如人意，导致短期通胀预期大幅上升，那么余下的降通胀之路上的重重困难可能会对回归价格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通胀高企的风险使利率可能在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维持在更高水平，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外部、财政和金融风险。利率差异导致的美元持续升值可能会扰乱资本流动并阻碍计划中的货币政策放松，这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在潜在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财政状况的改善无法抵消实际利率升高的不利影响，那么持续高企的利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并影响金融稳定(见IMF博客)。
鉴于多国今年将举行选举，其经济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负面溢出效应，这增加了基线情景的不确定性。这种潜在的转变会带来财政挥霍的风险，从而使债务形势恶化，这不仅会对长期收益率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助长保护主义。贸易关税，以及全球范围内产业政策的增加，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跨境溢出效应并引发报复，从而带来代价高昂的逐底竞争。相比之下，促进多边主义的政策和加快实施宏观结构改革可以促进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并推动经济增长，这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确保经济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
随着产出缺口开始缩小以及通胀消退，政策制定者面临两项任务：一是坚持不懈地恢复价格稳定，二是解决近期多场危机的遗留问题，包括补充失去的缓冲以及持久地提振经济增长。短期内，这将需要对政策组合进行仔细校准和排序。在通胀上行风险(包括外部渠道带来的上行风险)已经显现的国家，央行应避免过早放松政策，并对在必要时进一步收紧政策保持开放态度。如果通胀数据令人鼓舞，显示价格将持久地恢复稳定，那么货币政策应逐步放松，这将同时为开展必要的财政整顿提供空间。一些国家在过去一年经历了财政滑坡，它们所需收紧财政立场的幅度可能比先前预期的要大得多。由于财政政策回旋余地缩小，当局应切实履行实现财政整顿目标的承诺，并辅之以稳健的财政框架并调动资源(见2024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一章)。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近期的政策分化突出表明需要管理汇率和资本流动波动的风险。鉴于经济基本面仍是美元升值的主要原因，适当的应对措施是允许汇率调整，同时利用货币政策将通胀率保持在接近目标的水平。根据IMF的“综合政策框架”,应审慎使用外汇储备，并保留外汇储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严重资本外流。宏观审慎政策应尽可能降低大量外币计价债务风险敞口带来的脆弱性。
撇开短期挑战不谈，政策制定者也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重振不断下滑的中期增长前景。自新冠疫情以来，各国生产率趋势出现了显著差异，这表明并非所有因素都是周期性的，且当局需要果断采取政策行动，提升商业活力并减少资源错配，以此解决薄弱问题(见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进一步增加劳动力供给，尤其是通过更好地让女性和移民(提升发达经济体经济韧性的关键群体)参与劳动，将缓解人口压力，增加潜在的增长收益。虽然年轻受教育人口的外流可能给流出国造成损失，但可以减少这种成本。有助于利用侨民网络、最大限度发挥侨汇作用以及扩大国内劳动力市场机会的政策，都是可行的做法(见2016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
最后，不当地使用内顾型和国内导向型政策，会损害各方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在这方面，多边合作和贸易意义重大。这些政策往往也不足以解决国内问题，因为它们会增加财政压力，并可能引发资源错配等更多扭曲。因此，所有国家都应减少使用扭曲贸易的措施，转而致力于加强多边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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