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
本报告是在2017年度课题《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的基础上撰写的2018年度后续报告。在2017年度的课题中，本课题组编制完成了2015年反映加工贸易的42部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尝试性地编制了2012年区分企业规模异质性（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投入产出表；并初步提出了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增加值和就业的方法框架。
在2017年度报告中，本课题基于上述成果以及中国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等，对我国贸易增加值和贸易拉动就业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1）单位出口增加值的分部门结构及年度间变动分析，主要围绕“单位出口增加值的高低是否可以作为判断出口质量的主要指标”这一问题展开；（2）中国与八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间双边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对双方的增加值和就业影响分析；（3）区分企业规模异质性的出口贸易增加值比较分析；（4）中国在不同经济体设立境外企业对中国和投资目的地的增加值和就业影响分析。
本年度报告对贸易增加值核算相关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多个维度的扩展。在数据更新方面，基于各主要贸易伙伴最新发布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并更新了2015-2018年四个年度中国与八大贸易伙伴间双边贸易对双方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并结合往期报告的测算结果，进行了时间序列的研究和分析。在方法框架方面，采用了以计量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集成为核心的“系统综合集成分析法”，对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双边关税壁垒对中美双方及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分析。在实证分析方面，针对中美贸易摩擦这一2018-2019年世界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测算并分析了中美双方的额外征税清单对对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并初步讨论了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对美出口转移的发生情况。
本年度报告共分为6章：第一章是对中国出口增加值、不同类型出口（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服务贸易）增加值、分部门/产品出口增加值的详细分析；第二章是对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间双边贸易的增加值，以及在贸易增加值核算和贸易总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和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差额变动进行总括性的比较研究；第三章是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间按协调制度章别分类货物贸易增加值以及服务贸易增加值的比较分析；第四章为中国对外贸易对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就业的拉动作用研究和比较分析；第五章是基于以计量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集成为核心的“系统综合集成分析法”，对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壁垒对中美双方以及世界经济和就业带来的潜在冲击，以及中国发起相应的贸易反制措施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第六章基于2017年美国区分进口来源地和按协调制度章别分类的详细进口数据对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可替代性进行了测算，并基于2018年和2019年1-7月中国区分出口目的地和按协调制度章别分类的详细出口数据对涉及相应额外关税清单商品及其他相关商品的出口转移情况进行初步测算与分析。兹将每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简要介绍如下：
在第一章中，利用课题组编制的2010年65部门、2012年139部门、2015年42部门三张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及按HS8位商品编码分类统计的详细出口数据和服务贸易数据，对中国2010-2018年出口拉动的增加值进行了核算和变化分析，并从分部门、分章别商品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细项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中国出口增加值的特点及其变动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传统的贸易总值统计体系下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一定程度高估，以增加值角度核算的出口增加值与当年GDP的比率，比以总值统计的出口额与当年GDP的比率下降了超过5个百分点；从出口总值或增加值来看，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均在下降；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增加值普遍低于一般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因此出口结构是影响单位出口增加值的重要因素，而随着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的下降，我国单位出口增加值率逐渐提高；分商品类别来看，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单位出口具有较高的增加值，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相对较低。在第二章中，本课题组对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八大贸易伙伴进行出口贸易增加值核算，2018年中国对这八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占中国当年货物出口总额的64.0%。同时，本课题组利用贸易伙伴最新官方发布的投入产出表核算并更新了2015-2018年各年度中国从贸易伙伴国进口拉动的该国/经济体增加值。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印度和新西兰单位货物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最高，对韩国、日本和美国单位货物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最低；分部门来看，中国对八大贸易伙伴的出口中，仍是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业类产品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较高，而电子产品、机械制造类产品和化工产品单位出口增加值含量较低；从中国单位进口给贸易伙伴带来的增加值来看，给澳大利亚、美国带来的增加值最高。另外，和贸易总值统计相比，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中欧贸易顺差、中印贸易顺差、中韩贸易逆差均大幅下降，2018年中美贸易顺差下降幅度高达39%。
由于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进口的商品结构有很大不同，不同产品的劳动或技术密集程度、生产过程中投入结构等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第三章中，课题组按协调制度章别/服务贸易项目分类，对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出口结构、商品/服务贸易增加值以及贸易差额进行了详细分析。从总体水平上来看，中美、中欧及中日货物贸易相类似，在按协调制度章别分类的商品贸易增加值中，中美、中欧及中日在双边货物贸易中获取的单位出口增加值差距有明显减小，但在进出口比重较高的商品（尤其第84、85章商品）中，中国向美国/欧盟/日本单位出口的增加值仍远低于美国/欧盟/日本向中国出口的增加值。与货物贸易不同的是，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基本都保持服务贸易逆差，其中最高的是新西兰，中新服务贸易逆差高达3781.1亿美元，其次是印度；中韩、中日服务贸易逆差较低，中美服务贸易逆差较2017年下降10.2%，而中欧服务贸易逆差则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除中印贸易逆差主要来源是运输业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均主要来源于旅行业。考虑服务贸易后，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顺差均有所减小。
在第四章中，课题组对2010-2018年中国出口对本国就业的拉动、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对贸易伙伴就业的拉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中国出口对本国就业的影响表现出以下特点：中国单位货物出口对本国就业的拉动作用虽然相对较小，但因为总出口额大，出口对促进国内就业作用显著；单位服务贸易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显著高于货物贸易出口；分部门来看，单位货物贸易出口拉动的就业水平差距很大，劳动密集型部门远高于技术密集型部门；对八大贸易伙伴单位货物出口带来的就业数量差异主要是由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类型共同决定的。从贸易伙伴进口对贸易伙伴就业的影响而言，中国单位进口品对印度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课题组对2018-2019年的热点问题-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在第五章中，课题组对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基于以计量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集成为核心的“系统综合集成分析法”，就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方案以及中国的反制方案对对方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截至2019年9月15日美国宣布实施的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方案在其生效后的1-3年内总计将导致我国对美出口额下降1358亿美元，中国向美国出口减少28.4%，出口增加值减少859亿美元，拉低中国GDP增速约0.63个百分点（以2018年中国GDP为基准），出口拉动的就业将减少523万人。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将对涉税商品所在部门造成影响，更将进一步沿着国内生产链间接冲击其上游原材料部门以及辅助生产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如金融、运输和批发零售部门。此外，由于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且中美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非常高，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也绝不仅仅止步于中美双方。中国出口的减少将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乃至美国自身，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在第六章中，本课题组基于2017年美国区分进口来源地和按协调制度章别分类的详细进口数据对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可替代性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可替代性较弱，且美国自中国进口的最终消费品与资本品的可替代性要远弱于中间产品；对于资本品，可替代性很有可能是美国制定征税清单的主要考虑因素。此外，课题组也基于2018年和2019年1-7月中国区分出口目的地和按协调制度章别分类的详细出口数据对涉及相应额外关税清单商品及其他相关商品的出口转移情况进行初步测算与分析。结果显示：2019年1-7月，在涉及第一批500亿美元商品及相关商品的对美出口中，共发生了37亿美元的出口转移，集中在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等产品，其中一般贸易出口主要转移至东盟和欧盟，加工贸易出口主要转移至欧盟、东盟和中国台湾；在涉及第二批2000亿美元商品及相关商品的对美出口中，共发生69亿美元的出口转移，集中在金属制品、电气、电子设备以及纺织品等，其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均主要转移至东盟和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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