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与挑战中，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不仅仅是维护中国世界地位和国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全球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
回顾过去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息息相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通过改革试点、专项行动，打造了一批具有一定体量规模、主业相对清晰、对标世界一流和国内一流的核心央企和大型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科技创新赋能、央地合作、科改激励也在大量国有企业试点落地生根并不断发挥效能。如果更加细化地解析，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经历了三个核心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指“十二五”中后期，即2013年至2015年。以“十八大”后，2013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的发布为起始，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以2015年8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为截止，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和路径基本明确。
第二阶段主要指“十三五”期间，即2016年至2019年。这个阶段是改革制度的密集设计期和多项改革试点专项行动的试验期，2016年的“三供一业剥离退出” “开展国企改革十项试点行动”和“国企混改试点行动”,2018年“双百行动”和2019年“第四批混改试点”将国企改革推向高潮。这一波国有企业改革通过不断探索，在改革制度不断清晰的政策支持下，实现了从中央向地方国企的改革纵深，各省市也开始逐步思考并编制因地制宜的改革实施方案。这一波改革有效应对了中国经济从“十二五”时期增长放缓向“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型。
第三阶段主要指“十三五”收官年和“十四五”的前期，即2020年至2022年。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已经实现了阶段性改革成果，改革模式不断成熟，改革范围涵盖面更加广泛，正在实现量变向质变转化的过程，形成国有企业为主、兼顾多种所有权企业经济平衡发展态势，而百年未遇席卷全球的疫情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给刚刚初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经济提出转向存量谋发展的新课题。
在外资谨慎投资中国市场、民营经济受疫情影响遭遇生存困境时，是国企支撑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和“科改示范行动计划”应运而生。央企通过整合重组、主业明确和关键行业新央企集团的设立等手段，借助科改示范企业的“科技化、智能化引擎”,在解决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基础下，实现了央企“大国重器”的突破和“大国民生”的引领。省级国企通过资产整合实现了少数体量不低于央企的大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打造，也在尝试通过谋划集团内新上市主体，实现资本融通效能。地市级国企也通过重组整合和市场化改革逐步探索转型升级。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是中国可以在过去三年面临疫情侵袭，地区经济保持稳定的最重要依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国有资本，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参与者，是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排头兵，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国有资本改革也将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而“二十大”报告中，也第一次将“国资改革”与以前一直开展的“国企改革”整体合并为 “国资国企改革”,体现国有资本改革的体系化思维和归于国有资本改革的殷切希望。
2023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节点，是“二十大”也是疫情后的第一年，是“十四五”中期评估和引领实现目标的关键年，是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行动收官后的成果检验年和纵深改革年，是“二十大”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后，多种资本共同推进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的奋进年，国有资本将承担经济引领、产业引领、市场引领、科技引领等诸多历史使命。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过去十年，通过国有改革试点和专项行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批新型国企，少数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在带动产业和引领地区经济，但更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仍面临主业业务量持续下降、盈利差需要财政反哺、债务面临刚兑压力、人员普遍能力不足、系统性风险频发的难题，需要寻找出“先存活再发展”的路，为达成“十四五”的规划目标之门找到钥匙。
为解决上述难题，急需国有企业监管机构与国有企业一道，站在国有资本更高的视角，在明确国有资本整合的战略选择和产业选择下，通过合理的实施路径实现国有资本的内部资源整合与发掘，通过更多资本手段与改革工具的应用，实现从2023年开始的“十四五”中后期，国有资本的整合与产业提升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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