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力：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北接四川和重庆，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是中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同时也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复杂的地理环境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贵州省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传统支柱产业为“烟、酒、煤、电”,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为贵州注入新的活力；贵州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业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已成为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2022年，贵州省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2.02万亿元，仅占全国的1.68%;经济体量仍较小，在全国31个省市中降
序排列第22位，仍处于靠后位置。同期，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贵州省经济增速仅为1.2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较
上年下降6.9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中降序排列由上年的第12位降至今年
的第25位。2023年前三季度，贵州省经济恢复向好，当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3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2022年，国发2号文以及财预114号文发布，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受益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对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持续建设，贵州省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受房地产开发领域投资下滑拉动，2022年贵州省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1%,较上年继续下滑2.0个百分点，远低于以前年度投资增速，对经济拉动作用疲软。消费方面，2022年以来受传统消费增长乏力、多重超预期因素对消费市场冲击影响，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
年下降4.5%,同时贵州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缺乏财富支撑，消费增长空间预计有限。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省内发展较不均衡，部分地区欠发达，2022年各州市人均GDP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会贵阳和省域副中心遵义经济总量依旧处于全省前列，并在人口增量、二手房价格等方面保持领先优势，其余州市经济实力则明显薄弱。2022年受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贵州省下辖各州市经济增速均有所放缓，消费和投资亦受到一定冲击。2023年前三季度，贵州省经济持续复苏回暖，各州市经济总量均保持增长，消费市场亦恢复向好，但投资增速有所分化。
财政实力：贵州省财政实力处全国下游水平，地方财政对中央补助以及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受地方财税增收乏力、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2022年以来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下降态势，财政收入稳定性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均
有所恶化；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仍紧张，区域内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仍对上级转移支付保持高依赖度。2022年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86.41亿元，收入规模位于全国31个省市的第21位，较上年提升1位；当年贵州省税收比率较上年下降5.61个百分点至54.16%,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上
年下降2.99个百分点至32.24%,均处于较低水平。同期，受房地产及土地市场景气度下行影响，贵州省以国有土地出让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亦出现下滑，但仍为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2022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041.26亿元，按绝对数计算同比下降14.30%,主要系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缩减所致。此外，贵州省仍持续获得较大规模的中央转移性支付，上级补助对全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作用的重要性强，2022年得益于上级补助收入增加，全区财力规模保持增长。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受支柱产业回暖、企业效益改善等因素影响，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增长，但财政收支矛盾仍较为突出。
与经济实力相匹配，贵州省下辖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亦分化明显，2022年贵阳和遵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继续保持领先地位，黔东南州、铜仁和安顺不足七十亿元；同期，除遵义外，其余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有所下滑。贵阳及遵义产税能力相对较强，其余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相对较差；从收入质量变动情况来看，相较上年，黔南州、安顺、铜仁、贵阳和黔东南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恶化较为严重。从自给情况来看，除贵阳外其余各州市自给率均在40%以下，且整体来看2022年自给程度进一步降低，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严重。2023年前三季度，贵州省下辖各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整体保持较快增长，除黔西南州增速较低外，其余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幅均在20%以上。
2022年，受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等因素影响，贵州省下辖州市投资热度普遍不及往年水平，并传导至土地市场；除安顺、黔东南州和六盘水外，其余州市当年土地出让总价均维持两位数降幅。但从地方财力稳定性角度来看，各州市地方财力仍普遍表现为对区域内土地出让的较强依赖，除黔西南州外，2022年其余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率均超过100%,其中贵阳该指标最高，达200.30%。
债务状况：以前年度为拉动经济增长，贵州省在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维持较大力度的投入，而由于自身财力有限，形成了依靠债务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因此积累较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和城投带息债务。近年来中央逐步加强对地方债务管控，贵州省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控制在财政部下达的债务限额之内，同时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增幅亦得到遏制；2022年末贵州省已发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与一般公共预算规模之比指标降序排列至第9位，目前债务压力仍
很重。
2023年贵州省财政厅在预算报告中提出“通过争取中央支持、金融机构展期降息、盘活资源资产等方式，推动各地将政府债务利息足额纳入预算”,同时“协调金融机构支持债务重组、展期降息，积极有序缓释债务风险。压实压紧责任，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推进化债”。
2022年末，贵州省下辖各州市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值
达到6.29倍以上，各州市政府债务压力均很大。若考虑已发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情况，2022年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增幅得到一定遏制，其中部分州市余额较上年末下滑，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增量主要来自贵阳；该类债务仍主要集中于贵阳和遵义，合计占比达68.86%;各州市已发债城投企业2022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比均在3倍以上，其中六盘水和贵阳高达9倍以上。2018年以来，贵州省非标逾期事件不断发生，发生非标逾期事件次数、涉及城投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从下辖州市来看除贵阳外其余州市均有涉及。整体来看，贵州省城投仍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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