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借助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多生产要素视角下分解增加值贸易生产要素结构的单国模型。运用该模型将出口总值分解为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出口中进口国增加
值和出口中第三(其他)国增加值，分别对三类出口增加值进行要素结构解析，测算出资本和三种劳动力要素对出口贸易的贡献，最后用结构分解分析法对各要素在增加值贸易中的贡献变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研究期间，中国单位出口增加值中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高技能劳动力扩大了各行业创造增加值的差距。在此期间，出口规模正效应影响着多数行业的三类增加值；入世后，多数制造业的三类增加值受到出口中
第三(其他)国增加值变动负效应和出口中进口国增加值变动正效应的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则转变为受出口中第三(其他)国增加值变动正效应和出口规模负效应的影响，且多数行业的三类增加值受要素质量负效应的影响减弱。在新发展阶段，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关键在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四个产业和高技能劳动力、资本两种生产要素。通过提升上述产业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质量，攀升价值链路径融入国际循环，提升中国贸易增长韧性。
关键词：增加值贸易；要素结构；高质量发展；国际循环；结构分解分析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跨境贸易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中沿着高质量发展路径前进。2020年，中国政府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成功克服了中国外汇短缺、缺乏现代资本的发展瓶颈，为中国经济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极大促进了“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发展模式，这也是1987年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发展构想的初衷。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出口贸易产品中包含大量进口上游国家的中间品，同时出口产品中一部分也会成为下游国家的中间投入品，价值链上多个国家的生产与贸易合作形
成了贸易的国际循环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既要对内深化改革、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顺应和推进经济全球化，最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黄群慧，2020)。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探讨增加值出口贸易中内涵要素(factorsembodied in export trade in value-added)的贡献结构问题，既可以研判中国对外贸易是否沿着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提升，也可以追溯中国贸易融入国际循环的渠道。江小涓
等(2021)提出，国内国际循环双轮驱动，特别是外循环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重要解释因素。在全球生产体系下，国际循环特别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深度和广度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并不能体现出贸易发展的质量问题，需要用一种新的方法进一步探讨贸易结构的变化。因此，要充分利用增加值创造高的生产要素，向服务型行业、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这是沿着价值链路径不断攀升的必经之路。
本文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将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划分为出口国内增加值、外国进口增加值和间接增加值出口，量化出中国行业/产业层面出口贸易融入国际大循环的运行渠道，为研究贸易的国际循环绘制出了一个精细的结构“图鉴”。
二、研究综述
在产品内分工下，国际贸易属性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就是全球价值链上遍布多国的各个生产过程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各个国家在对外贸易国际循环背景下专业化于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并进行着对应的任务贸易(task trade)。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学界对出口贸易结构以及贸易质量问题的测度方法也不断深入发展。
(一)垂直专业化分工下出口贸易结构与贸易质量
定量分析垂直化生产和贸易的奠基性文献是Hummels、Ishii和Yi(2001)(简称HIY)的研究，文中使用垂直专业化比率(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简称VSS)测算了出口产品中来自外国投入品的份额，不仅可以算出总的份额，同时还能分离出来自不同国家的贡献内容。该计算方法虽然也用到了投入产出表(I/O),但是在两国或者多国框架下没有考虑到双边投入品的投入产出的交叉关系，所以不能准确厘清出口中的增加值问题(Johnson and Noguera,2012a)。Koopman等(2014)考虑了跨境投入品在相互出口中的构成，并且把标准I/O表中的系数矩阵拆分成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这样就更加准确地测度出一国出口中的增加值构成，在测算技术上有了很大进步。
伴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中国产业价值链(尤其是制造业)得以不断升级(余
淼杰，2010)。此领域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不同阶段用到的分析方法上，本文通过大量文献把相关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最早的研究就是通过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或整体技术水平来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变化，许多文献利用出口
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即用人均收入的方法估算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以此反映技术进步和价值链的提升路径(樊纲等，2006;Rodrik,2006)。第二，对于出口质量的研究，学者们较早使用出口技术含量来加以衡量。考察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或者出口产品的复杂度),通常是根据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含量分离出国内贡献的份额，以此确定技术是否升级(姚洋和张晔，2008);还有就是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提升价值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常是把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简称ESI)作为价值链升级的指标，如果与发达国家的出口结构越相似就说明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越高(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第三，考察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这是近些年来国际上引用较高的一种方法。垂直专业化程度越高，说明出口产品中进口中间品的份额越大，主要体现了外国贡献内容，也是测度价值链升级的方法(平新乔等，2006;文东伟
和洗国明，2010)。第四，本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是测度出口产品增加值构成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核心是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把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分离，以此比较一国价值链动态变化的路径，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国投入产出的交叉分析，使得此类方法更加科学和准确(Koopman et al.,2008、2014;Dean and Fung,2011)。
(二)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是指用国际贸易中各国国内增加值取代进出口贸易总价值作为国际贸易统计的新标准，是对传统基于国境进出口贸易统计的有益补充和创新。多年来，各国际组织和学者致力于开发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有关的数据库以及建立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贸易分解和统计的方法，以求更加准确地描绘全球贸易格局。Hummels、Ishii和Yi(2001)运用单国投入产出表统计了国外增加值，即一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成分(垂直专业化，简称VS)、一国出口中作为中间品被别国进口的成分(一国增加值的间接出口，简称VS1)来分析一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但是HIY方法测算VS时有两个假设使得对垂直专业化的测算不准确：其一，只考虑了单向的中间品流动，而没有考虑一国进口中间品加工再出口的情况；其二，国内消费产品和出口品的进口中间品投入密集度一样，因此使用该核算方法无法准确测算增加值贸易的来源。
针对HIY方法第一个假设条件，即没有考虑中间品的双向流动造成计算结果的不准确，Wang等(2009)即运用多国投入产出表，在将一国不同行业出口分解为国外成分和国内成分的基础上，分解出不同国家对一国出口国外增加值的贡献，并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增加值以及通过出口中间品经国外加工再回流本国而形成的间接增加值。同时，Daudin等(2011)首次定义了增加值贸易的概念并区分了进口品中经过国外加工又返回国内的成分。Johnson和Noguera(2012b)则定义了增加值出口(value-added export,简称VAX)为一国生产最终在别国被消化吸收的增加值的概念和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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