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取暖及炊事活动大量依赖于传统固体燃料(如煤炭、生物质)。然而，由于固体燃料燃烧效率低和缺乏末端控制措施，民用固体燃料燃烧会导致室内和室外环境中排放大量污染物，对PM₂₅浓度、人群暴露和过早死亡的贡献较大，还会对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多年来生活燃料的变化导致其对环境和健康效应的贡献发生了显著变化，评估其排放对环境及人群健康效应的影响以及量化干预措施及其它驱动因素的效益对于进一步降低生活燃料使用所带来的环境健康危害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当前干预措施的进展情况，更新了1980年到2019年中国生活源排放清单，使用大气传输模型、室内浓度综合模型、生理与心理影响的量化模型等对中国生活源污染物排放、环境及健康影响进行计算，对当前主要的针对生活燃料排放的干预措施进行评估，并进行了驱动因素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生活燃料的使用进行了预测，并且评估重点地区生活源减排潜力及可能的干预方案的成本和效益。
报告探讨了2014、2019年不同燃料类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包括燃煤和生物质消耗产生的颗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居民生活燃煤消耗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排放集中于北方地区，而南方地区较少，这是由于南北方海拔、气候，对烹饪、取暖需求和能源转型过程差异所导致。生物质消耗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排放均集中在中部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较低。
固体燃料的燃烧产生的污染物，不仅会排放到室外空气中，同时也会直接进入室内环境，导致室内空气质量恶化。研究表明，生活源在能源-排放-室内外浓度-暴露-过早死亡的路径上的贡献呈现显著的放大趋势。虽然近年来生活源排放引起的过早死亡贡献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从全国平均而言，生活源消耗了全国7%的能源，却依然贡献了27%的PM₂s排放，对室外PM₂s浓度贡献了23%,室内PM₂s浓度贡献了71%,在人群暴露和过早死亡的贡献分别为68%和67%。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活源能源消耗占比相对较高的地区，如西北、东北、华北地区，其生活源消耗对PM₂₅排放和暴露的贡献更加显著。而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的东部沿海地区过早死亡的下降趋势则更为明显。
此外，居民炊事和取暖能源使用也存在区域差异，多种能源并用的情况普遍存在。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能源消耗用量和能源转换效率发生了变化。从1980年至2019年，全国民用固体燃料人均消耗总体下降。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城市地区逐渐采用清洁能源替代民用固体燃料，而农村地区仍然依赖于传统固体燃料。
本报告还对1980-2014年期间中国农村的炉灶改造、能源转型以及炉灶一能源的交互作用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估。政府政策干预的清洁能源转型主要在京津冀和汾渭平原，一系列环境政策(如煤改气、煤改电)后，这些地区取暖的清洁能源占比短期内大增。自发使用新型清洁能源主导东北和西部地区，原因是这些省份本身取暖需求大，缺乏政府政策这种强外部性力量驱动清洁能源转型，居民收入不如东部地区，清洁能源转型主动性不足，使得这些省份的清洁能源占比提升不大。此外，在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国内炉具已经从以开放和传统炉具为主升级为节能、清洁炉具和燃气灶/电炉。炉灶改造显著减少了PM₂s排放(25%)、室外和室内PM₂s浓度(49%和28%)、人口暴露(31%)和生活源排放造成的过早死亡(37%)。炉灶一能源的交互作用使过早死亡人数额外减少15%。在从排放到健康影响的因果路径上，生活源的影响以及炉灶改造和能源转换的有利影响被放大。
2014-2021年间，中国北方农村居民能源转型主要来自清洁取暖规划的实施。这项干预措施有效降低了生活源对排放及室外浓度的贡献，同时还对室内污染带来了更大的效益，直接减少了居民40%以上的PM2s暴露，显著降低了人群健康风险。对于京津冀重点地区预测了至2030年的能源使用情况，对清洁取暖规划未覆盖的人群评估五种生活源干预方案的环境健康效益和成本。用电和燃气替代会更有力地减少空气污染和过早死亡；而压缩生物质颗粒及气化炉方案中，由于生物质大部分是碳中性，从而具有更强的碳减排效果。实施生物质颗粒替代方案由于其投资成本相对较低，在综合效益成本比方面具有最高价值，使其成为更可行的策略。
本文来自知之小站
PDF报告已分享至知识星球，微信扫码加入立享3万+精选资料，年更新1万+精选报告
（星球内含更多专属精选报告.其它事宜可联系zzxz_8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