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要点：
1. 各国都渴望高价值、高劳动含量的生产，并为推动这种生产的产业和创新而竞争。在对有价值的产业进行国家竞争的世界中，国内的中立政策本身就是一个优先选择。 “不选择”就是一种选择，不管它是如何做出的。因此，关键的政策考虑因素不是国家是否应该组织经济，而是应该如何组织经济。
2. 中国政府的全国工业规划为经济决策的必然性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国际法之前存在国家优先事项。国际组织可以提供一种机制来限制追求这些优先事项的负外部性，但无法完全消除它。
3.“产业政策”的现有特征在21世纪并不完全适用。经济组织不要求选择“赢家和输家”或保护主义者自给自足。产业活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可以成为经济决策的优先事项。
4. 美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让美国工薪阶层和他们的家庭获得他们的收入支持。认真对待这一目标需要优先考虑其次要影响。例如：制造业通常提供比服务更稳定的就业机会，与大型生产设施的地理位置接近可以促进小型企业的活力。
5. “中国制造2025”产业规划的目标是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10个高价值产业部门。该规划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不仅仅是“打破规则”，而是寻求为国际经济竞争设定新的标准。
6. 评估“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在两个方面对美国经济政策框架做出贡献。首先，评估计划的特定目标和进展可以确定防御行动的领域。其次，将中国成功的领域与美国相对衰落的比较有助于确定创新改革的领域。
7. 与中国扩大贸易的普遍辩词是，美国将保持或增加其在价值链高端的地位，而中国将向美国提供低价值投入。整个美国经济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重要领域，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价值链向上移动。
8. 从各种指标来看，中国在高价值行业的表现都好于美国。重要的是，这已经发生在涉及大规模和竞争的全球出口市场。自2001年以来，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显著提高，并计划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继续实现这一目标。
9. 尽管中国的目标和进展各不相同，但在信息技术、航运、能源和发电领域，以及在航天、汽车和机器人等大型项目上的投资，都显示出明显的成功。
10. 美国的政策应该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现实和政治经济挑战做出回应。这包括制定美-中战略计划旨在限制中国资本流动，并针对国内产业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这还意味着优先发展新经济，包括鼓励基础设施投资，通过税法阻止无效益套利，以及对小企业投资公司和小企业投资研究项目等进行援助。最后，这意味着考虑制定稳定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以支持美国人对劳动力的依赖和价值技能的积累。（文本来源东西智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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