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跟踪研究报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与发达国家基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后转入碳排放控制阶段不同，当前四川省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已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近年来，四川省主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要求，以美丽四川建设为引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迈出重要步伐。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亟需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美丽四川建设再迈新台阶。为增加全社会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的理解，了解四川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行动、进展成效、问题差距、未来路径，助推生态文明和美丽四川建设，编制本报告。

人为活动是导致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源。工农业生产、能源消费、交通物流、居民生活等人类活动，既会产生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多数环境污染物与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同根同源且空间分布高度一致，许多传统环境污染物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影响气候，气候变化也作用于污染物转化的方向及速率1],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质量12]。因此，通过在减污降碳的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等方面的协同，可实现协同治理和提质增效[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环境保护不断加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气候治理兴起，环境和气候协同治理应运而生。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首次提出“协同效应”(Co-benefits)概念。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将协同效应分为积极协同效应和消极协同效应。2018年，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将协同效应聚焦在积极协同效应上，即协同效应是指实现某一目标的政策或措施对其他目标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而增加社会或环境的总

效益4。一般认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是指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控制污染物排放能控制或降低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强度，而且能产生健康效益和降低成本。

(二)意义和价值

深掘减排潜力。我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四川省工业结构偏重(工业)偏高(耗能)、用能结构偏化石燃料、交通结构偏公(路)偏(石)油格局尚未改变，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现阶段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体上还是中低水平的提升[5]。随着环境末端治理空间逐渐压缩，环境质量改善面临末端控制减排潜力有限的挑战，亟需强

化转型，通过结构调整降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6]。

实现多重效益。遵循减污降碳内在规律，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推进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可以避免“高碳锁定”效应，有利于环境效益、气候效益最大化和双赢。此外，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有利于减轻对居民健康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节约治理成本。研究表明，相比于协同情景下实现路径的一次全局优化，无协同情景下的二次决策很可能会带来成本浪费，

甚至增加治理费用7。通过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强化正协同效应、规避负协同效应，能更好推动环境治理从注重末端治理向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有效转变，节约环境和气候

(三)潜力和方向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点是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手段是强化减污降碳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途径是通过减污和降碳的深度耦合和同频共振，实现提质增效8。

——强化源头防控，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加快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的产业结构、生产体系和消费模式。

——突出空间协同，增强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对能源和产业布局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综合效益。

——加强技术优化，统筹水、气、土、固废等环境要素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优化治理目标、治理工艺和技术路线，强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

——注重政策创新，充分利用现有较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优势，加强减污和降碳工作在法规标准、管理制度、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统筹融合。